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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思路——《新世界史纲要》的要义与特点

2025-01-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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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导向是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这已成为学界共识。钱乘旦、于沛等著名专家,经过三年辛勤耕耘,完成了《新世界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一经出版就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品力作。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步较晚,19世纪随着西学东渐而发端,到20世纪中叶正式形成,其知识体系主要来自前苏联和西方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史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体系、缺乏应有的学术影响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长期存在被标签化、空泛化甚至边缘化的现象。很多学者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都没有真正运用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另一方面,“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无处不在。“西方中心论”最大的特点是把西方文明说成唯一正确的文明,把西方历史等同于世界史,未能呈现世界历史的完整性以及文明的多元性、等价性,这使得许多人头脑里的“世界史”只是几个大国的历史,而且经常是被粉饰、甚至被歪曲的历史。

  《纲要》的核心要义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统领学术研究,搭建新的学科框架与知识体系。《纲要》首先系统阐释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以此为主线贯穿于整个历史叙事当中。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其核心观点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阐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即从低级到高级的递进过程、由彼此分散到密切联系的发展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展示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两条主线纵横交错、相互交织的演进轨迹,力图呈现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勾画出世界历史的多元多维图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从学术理念、思想内涵、叙事模式上看,《纲要》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纲要》传承了“整体史观”的思想精华。在我国世界史领域,整体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吴于廑先生,他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系统阐释了人类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提升、民族地域间联系的加深,二者一经一纬,形成了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纲要》从三个角度呈现了这种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机理。首先,勾画了五种社会形态及对应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从落后到先进的递进过程:即由原始社会的采集渔猎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从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封建农业到资本主义大工业;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由此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纵向”动力。其次,揭示了在“纵向”力量推动下人类从彼此孤立到普遍联系的“横向”过程,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时期人类文明由点到面的扩散过程。“农业革命”使人类摆脱居无定所的状态,建立星星点点的城邦聚落,经过交往融合,形成“较大范围的地域国家”,再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帝国(《纲要》第51页)。第二阶段,中古时代文明圈诞生。随着农业的发展及商业的扩展,人类文明传播超越上古帝国的疆界,形成四大文明圈,即东亚儒家文明圈、南亚婆罗门教-印度教文明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明圈、欧洲基督教文明圈,文明圈之内各个国家的文化接近、关系密切,但跨越文明圈的交往依然有限。第三阶段,15—16世纪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欧洲诞生资本主义萌芽,为了寻求财富进行资本积累,欧洲商人开辟新航路,进行海外殖民,开始打破文明圈之间的闭塞状态,初步建立全球贸易体系,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纲要》第103页)。第四阶段,17—19世纪,“人类历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纲要》第135页)。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使其他文明圈沦为殖民地和经济政治附庸,彻底突破原有国家、地域及文明圈的界限,世界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第五阶段,20世纪以来世界各地联系更为密切,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20世纪前期西方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全球霸权,把世界瓜分完毕,彼此激烈争夺,引发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后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两极对峙终结,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最后,《纲要》分析了特定条件下“横向”交往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列举了四种典型的历史案例:其一,地域国家和大帝国的建立,往往减少战乱,带来安定的环境,促进生产的发展,使“文明跃至新的高度”(《纲要》第45页)。其二,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吸取农耕世界的文明成果,实现了从原始部落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其三,文明圈内部的交往引发的社会变革,比如日本、朝鲜吸取中华文化,迈入封建社会。其四,近代非西方国家遭受西方侵略的同时,接触到先进的工业文明,走向现代世界。《纲要》全面继承了整体史观,即强调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纵向演进,又注重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融合,也特别关照了二者的辩证关系,纵向发展的水平决定了横向发展的广度,横向发展在适当条件下刺激纵向发展的深化。

  在继承整体史观核心观点的同时,《纲要》更清晰地划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吴于廑先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500年以前的古代世界;1500—1900年的近代世界;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纲要》在此基础上,将“古代”再分为上古、中古两个阶段,而且提炼出中古“四大文明圈”的概念,指出这是“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重要步伐”(《纲要》第64页)。《纲要》将近代的世界一分为二:15—16世纪欧洲开辟新航路,初步打破各大洲之间的闭塞状态,奠定世界历史雏形,但西方尚未走入世界中心;17—19世纪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取得对其他地区的绝对优势,几乎将全世界纳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见《纲要》更加系统地绘制了“纵向”与“横向”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世界历史的立体画面,进一步弥补了苏联史学重纵向发展、轻横向演化的不足,也修正了西方史学把世界历史简单视为各国历史简单相加的弊病。

  第二,《纲要》系统地解构了“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注重人类历史进程中文明的多样性,力求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观察不同文明的兴衰浮沉。《纲要》借鉴了“全球史”和“文明史观”的研究方法,摒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传统,以时间为轴线、以地域或文明为单位,描述了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走向,清晰地展现了东方长期领先世界,西方从近代开始后来居上的发展脉络,证明欧洲并非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上述框架内,《纲要》力图恢复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平行发展的多彩画面,彰显各种文明百花齐放、多彩纷呈的历史面貌。比如,第二章“上古时期的世界”不仅指出四大文明摇篮(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而且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上述文明载体如何从城邦到地域国家再到大帝国的发展历程,强调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现象,相比而言,西方的希腊世界始终停留在“城邦”阶段,这是古代文明中的特例,不是“普世现象”(《纲要》第48—49页)。第三章“中古时期的世界”介绍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在四大文明圈的异同,梳理了各文明圈的王朝更迭、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宗教伦理、价值观念、科技文化成就及其特色,注重呈现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第四章则聚焦了近代早期世界多元文明平等发展的格局,既认为欧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引领了时代潮流,也肯定了此时东方卓越辉煌的帝国文明和文治武功(如中国明清两朝、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第五章在肯定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同时,特意提到非西方世界对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强调非西方的“原料产地 + 全球市场”成就了西方的“世界工厂”(《纲要》第137页),同时指出东方文明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工业革命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贡献。当然,《纲要》并不否认西方在某一历史阶段处于世界中心的客观事实,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明确指出西方通过两次工业革命领先于世界,确立了全球经济、文化和军事霸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心,在篇幅上对西方国家也明显有所偏重。

  第三,《纲要》凸显了从现代化、全球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历史视野,体现了关注世界发展的宏大格局和现实关怀。《纲要》精准把握了人类从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工业为基石的现代社会演进的大态势,将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视为世界近现代史的时代主题,认为尽管各国发展模式不一,成效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实现社会转型,由此汇合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纲要》还认为现代化在西方的兴起、纵深发展及向非西方世界的广泛扩散,最终推动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完成全球化的整合,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人类进入休戚与共的全球一体化时代,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一国能独善其身或与世隔绝,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生共荣”。在这种语境中,《纲要》揭露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充满了损人利己、唯我独尊、蛮横霸道的丛林逻辑,加剧了全球的贫富分化和种种不平等现象,认为这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根本行不通。《纲要》最后指出“历史已经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了,需要全人类共同推进”,进而实现“共生共荣”的时代归属(《纲要》第178—179页),充分展现出强烈的世界情怀。

  第四,《纲要》让中国史回归到世界史学科体系之中。在我国史学界,中国史与世界史长期分立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史成了外国历史的统称,世界史学者往往忽略中国,中国史学者基本上不问世界,割裂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缺乏博古通今、学贯东西的史学大家,难以对“中国”及“世界”形成鸟瞰式的全景认识,也不利于发挥史学鉴古知今、以他者为镜的镜鉴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纲要》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将5000余年的中华文明史融入世界历史的五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按照政权更迭、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科技文化等板块,同时讲述不同阶段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交往,呈现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从而形成比较研究的框架与参照,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审视中国,进而完善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知。比如,夏商周三代到秦汉时期的历史,一般被视为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纵向发展过程,《纲要》则从横向发展的角度,解释为中华文明从地域国家向大帝国的演变。再如,明朝中后期一般被看作是中国从开放到闭塞、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但是《纲要》以全球史视野,描述了明朝在大航海时代深度参与国际贸易的繁荣局面,绘制了别开生面的晚明图景。可见,《纲要》在广阔的世界史格局中,更全面、更客观、更理性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纲要》对于我们在开放、包容的视野下,撰写兼顾民族情感和世界眼光的历史叙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启示意义。

  此外,从文风来看,《纲要》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用明快平实的表达方式阐释了深奥复杂的道理。作为一部继往开来的著作,《纲要》充分反映了我国学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追求和学术情怀。当然,由于篇幅所限,《纲要》对一些问题尚未深入论述。例如,文明史观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中古、近代时期的历史,对于20世纪世界文明的新趋向、新形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特征似乎还呈现不足。再者,《纲要》如何把中国历史要点科学、合理、得体地融通于世界史体系之中,还有进一步探索与提升的空间。当然,建构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业,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需要更多学人参与其中、贡献智慧。

  (作者分别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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